今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出席六大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时指出：“85年前，在中国人民饱受磨难的时候，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关头，来自中国各地的140多名中共代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在俄罗斯人民和国际组织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险阻，远涉万里来到莫斯科，召开了中共六大。中共六大在党的建设和发展、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征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中国革命进入了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新阶段。但是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事关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尤其是1927年11月党内出现“左”倾盲动主义，更加表明正确估计形势、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来梳理分析中国革命形势，确定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以统一全党的思想。

　　早在八七会议就提出过召开党的六大问题。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召开六大的决议。1928年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在3月底召开六大。但是由于国内白色恐怖，难以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开会，因而对六大的开会地点未能确定。不久，中共中央得知，第四次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第六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第五次少共国际代表大会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中共都将派代表出席会议。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及时指导，于是决定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纳罗法明斯克城五一村召开。大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会议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以积蓄力量。大会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党的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共六大确定的争取群众的路线、方针、策略，不仅为六大以后一个时期内的工作带来了许多成绩，更为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组织报告》中专门论述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有隔离群众和削弱的危险及原因，提出要“使党真能成为群众的斗争的革命党”。六大通过的17个决议案中提及争取群众、群众工作策略的文件就有11个。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15000余字中，“群众”一词出现了93处之多。毛泽东同志在1944年的讲话中强调，“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应该说，六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确定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中共六大根据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较为正确的分析，确定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并制定了党的群众工作策略，强调“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使他们围绕党的主要口号，做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地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为实现争取群众的目标，党要深入到阶级冲突中，利用每一次工人与资产阶级在工厂的冲突、农民与地主在乡村中的冲突、兵士与长官在军营中的冲突等琐小的冲突去宣传鼓动群众，解释过去革命的经验，调动广大工农群众回到党的工作目标上来。为更好地争取群众，大会还就如何争取党员群众、农民群众、职工、兵士、团员、妇女、铁路工人等不同层次的群众，分别提出了不同的策略，作出了专门的部署。

　　批评了党与群众隔离的主要错误倾向。六大认为，“争取群众的成效要看能否执行根据于正确的估量政策，要看党内是否消除其左倾错误与情绪，要看党内能否消除国民党式命令群众的错误倾向而定。”大会集中批评了当时使党与群众隔离的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两种危险倾向；指出，盲动主义是不顾群众、不顾敌人的力量，少数个人去进攻显然占着绝大优势的敌人而不断地实行武装战斗，是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盲动主义使党在群众中的地位降低。命令主义就是不去教育群众、不去说服群众，而去命令式地指挥群众、强迫群众，最终使群众离开党。为此，六大要求必须继续开展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斗争。

　　制定了基本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必须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和农村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一个长期摸索过程。六大专门成立了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在总结分析五大以来的土地政策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中国土地问题的主要特点，对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作出了原则性的正确决定。六大改正了“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政策，提出了为保护中农的利益不强制“平分土地”、尽量使党的土地政纲通俗化等方针。这些方针、政策的提出，对动员、组织农民参加革命，保卫革命成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六大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开展的土地革命过程中，既认真贯彻执行六大制定的土地革命政策，又根据新的实践，修正、丰富和发展了六大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贯穿于党的一切工作中。1929年9月，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曾经三次使用“群众路线”概念，这是党的文件中首次提到群众路线。六大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积极的贡献。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六大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值得我们在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借鉴和弘扬。

　　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六大结束后的两年间，党的工作方向按照争取群众的总路线要求，实现了从广大范围内直接的武装发动到加紧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日常工作的坚决转变，迎来了1929年和1930年初的革命形势的好转。到1930年底，全国党员人数达到12.23万人，党在全国恢复了17个省委(省工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组织，基层党的支部也有了很大发展。当前对每个领导干部来讲，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注重解决好为了谁的问题，牢固树立宗旨意识、群众观点，发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真正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群众的利益，真正使党的事业和各项工作在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参与中获得进步。

　　必须不断改进党的作风。六大深入剖析了党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错误倾向，提出了改进的策略。六大后，党的骨干克服过去大多集中在省委、特委和一些重要城镇，与群众严重隔离的错误做法，深入到田间地头、厂矿车间、学校兵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密切了党群关系。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当前，一些严重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不良作风仍然存在。我们要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用优良的作风来“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凝聚民心，为实现党的十八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国梦汇聚起磅礴力量。

　　必须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六大后，为了争取群众，各级党员深入群众、深入一线，不断完善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和策略，用直接实际的行动对群众做耐心的宣传教育工作，造就了一支革命领导队伍，为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积累力量。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要建立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深入到基层、深入到群众中去识民情、接地气，不断提高调查研究、掌握实情的能力，提高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能力，提高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能力，多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用实际行动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